第三部分
去日本见贤思齐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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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他说得对。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,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,制度接近,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,顶多国力增减、意识形态摇摆而已。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,从此被完全改写,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。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,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,自然渐行渐远。

顺着当年遗迹“李鸿章道”,可以找到一个牌子,“痴汉刺李鸿章处”。沿路走上半山腰,眺望下关海峡,风景优美。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,四个大字:海岳烟霞。

在东京,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:“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,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,日本则成为民主的‘非正常’国家,各有特殊性,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,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。”

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,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,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,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。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,古人讲:“请君暂上凌烟阁,若个书生万户侯”趣味有差异,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。

往肤浅里说,我始终有一个印象,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,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。

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无义战。这里供奉的246万“英灵”,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,一言遮蔽之,全是侵略军。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。下关的春帆楼是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之地,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,先是“清廷急遽请弥兵”,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,结尾说:“呜呼,吾国今日国威之盛,实滥觞于甲午之役。”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,话说得坦率。

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,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。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:我不是已经改了吗,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。我倒觉得,一些日本国民的“打仗的是前辈,我们没参与”自辩不靠谱,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,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,世界上国家吗?

在日本,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: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,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?最终我觉得,翻篇儿是必须的,纠缠过去没出路,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。在欧洲,落花有情流水有意,前协约国想翻篇儿,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,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。

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,可是在我看来,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。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,因此日俄战争、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、反苏维埃战争中的“西伯利亚出兵”、甲午战争、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。

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,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中说到,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:“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,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。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,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。”

在靖国神社,我感到重建“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”是不容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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